《经济解释》札记之二:经济驾驶与经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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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札记之二:经济驾驶与经济解释

作者:大诗

《经济解释》这本书连载在报纸上,显而易见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了。“普通读者”的意思,是相对于那些所谓做经济学学问的人。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这是一本面对非经济专业人物的教科书。虽然张五常自己并不承认他写的是课本,理由是按照他的书去答题,考试时多半及不了格;但帮助人应付考试,只是教科书的功能之一。教科书的另一项用场,是帮助那些有兴趣了解某门学问的人们,对该门学问有一个基本、总体的了解。

有些朋友是瞧不起教科书的,常说了解学问一定要从原典入手,不要读教科书。我的看法是,这是在说大话。记得我最初读哲学,是13岁时读了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应该算是从原典入手了。现在想来,这个开头笨得可以,因为这种书,直至今日都只能读个半懂,何况全无概念的时候。我当时没有读教科书而读了这本东西,第一是因为不懂,不懂就只能碰运气乱读;第二是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牛逼,很容易吸引小朋友;第三是当时的所谓哲学教科书讲的显然都不是真正的哲学,即使不懂的小孩子也看得出来。

教科书的好处,就在于它本来为没什么概念的人而写。何况名家也会有写教科书的冲动,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非常好的教科书,兼有教科书与原典两者的优点。尤其就经济学而言,在马歇尔之前,教科书和原典巨著恐怕也不好分清楚,这大抵是当时经济学还过于年轻,一本书就足以讲尽天下道理的缘故吧。但一般来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原典当然越老的越适合拿来吹牛,课本则还是新一点的更受欢迎了。

说到比较“新”的教科书,目前国内最流行的,大概要首推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的两种《经济学》,以及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我只翻过几页。原因还在于我的那个老毛病,看书喜欢从最后看起。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说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是信口开河,非常不喜欢,后来就没有再读过。当然这本书市面上销路这么好,想必买家自有喜欢它的理由。那时候这位先生还没有拿到诺奖,不能纯粹用明星效应来解释。不过这本书的好处,我是完全说不上来的了。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享誉半个世纪而不衰,著者又是这样响当当的人物,确然称得上是经济学课本中的世界第一品牌。这本书也是我的经济学启蒙读物,当时读的是第12版,后来出了第16版,又找来读了一遍,直到现在也常常翻上几页。但此书过于追求“全面”和“公允”,兼收并蓄了太多流派的观点,而许多观点彼此之间未必具有一致性,像我这种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就难免越看疑窦越多。张五常说萨缪尔森是天才,几百篇文章里找不到一处矛盾,那说的是论文。至于这本搞得全世界纸贵的教科书,每一章节内部或许没有矛盾,章节之间可就难说得很了。

对于从零开始的读者,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或许更合适一些。该书照顾没有概念的人,可以说达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包括里面用到的数学,都刻意做到了尽可能浅显,按国内的基础教育方式,有文科高中数学的一般程度就不会有什么障碍。这和国内自编的一些教科书,动不动蹦出一堆微分方程,真有天壤之别。

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曼昆这三个家伙,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在经济学教科书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充分证实了这个所谓“新古典综合”团伙在经济学领域,至少是在经济学理论市场上的“主流”地位。打着所谓“中间道路”的旗帜,萨缪尔森们首先“综合”了马歇尔和凯恩斯,有了这个基础, “吸星大法”也就练成了。萨缪尔森《经济学》三年一改版,靠的就是这个“吸星大法”,吸取各家最新的成果。当然各门各派的内力吸得多了,在融和上就埋下了极深的隐患,看过《笑傲江湖》的朋友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但在教科书市场上,专修一派的高手实难与融汇百家的“速成宝典”相抗衡。另一方面,萨缪尔森们撰写教科书的热情,确实也非他派所及。商品的多样化是消费者之福,经济学教科书的多样化,是我这样的外行人物之福。在看多了萨缪尔森们的面孔之后,我们确实也期待着其他品种的出现。《经济解释》的出现,当然也就成为一件盛事。但《经济解释》和这些课本究竟有何不同,还是值得玩味一下的。

在我看来,答案已经藏在《经济解释》这个书名之中了。在汉语中,“经济”是个大词,就是说是个牛逼的词。经是经天纬地的经,济是济世救民的济。老辈子说一个人胸中有许多经济,就是说这个人很牛逼,有济世匡时的大学问。如今国内带着“经济学家”帽子的人,许多就非常合乎这个词的古意,一开口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道理,我辈闲人听了,一定晕头转向,只有肃然起敬的份。

这是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他们是奇理斯玛式的人物,或者紧密团结在这样的人物周围。相对于普罗大众,他们象灯塔一样高瞻远瞩,并且充满慈父式的关怀。在他们看来,经济整体是一艘大船,必然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他们则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个方向在哪里,以及应该如何到达这个目标。而经济学正是驾驭这艘船的学问,在这一学问的指导下,大船时而全速前行,时而减速调整,一切尽在掌股之中。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一路劈波斩浪,避开礁石险滩,直至抵达辉煌幸福的彼岸。

相对于这些伟大人物,萨缪尔森们要逊色一点。他们承认各人有各自的终点,经济不是一艘整体的大船,而是许多相互独立的车子。他们尊重每个驾车者对各自目标的选择,并不予以干涉。但经济学家的智慧绝对不容低估,用韦伯式的黑话来说,经济学家在价值理性上虽然并不高于他人,但在工具理性上仍然是导师级的人物。在微观的层面上,他们能教给每个驾车人关于驾驶的原理;在宏观层面上,他们能绘制道路规划的蓝图,设定最合理的驾驶规则,以避免翻车、撞车、堵车,保证每个人都能更快、更安全地抵达各自的终点。

但从“解释”的角度看,萨缪尔森们谦逊得还嫌不够。“解释”是一个小词,就是说是个很不牛逼的词。解释者只是旁观者,冥思苦想是他们的一种乐趣。他们看到一条大船在波浪里团团打转,就会捉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挤上这条船,并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那些说大话的家伙。他们看到某个路口车子挤成一堆,就会猜想为什么有人会闯红灯,而最终搞得自己也动弹不得。

解释者的最终目的是提出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使得乱哄哄的现象变得可以理解,从而使我辈世人得到某种安慰。佛经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走运有人倒霉,托勒密解释了为什么日月星辰从东边钻出来从西边掉下去;牛顿解释了为什么苹果落到地上,爱因斯坦解释了为什么光线在力场中发生红移。

解释没有真理可言,但还是有好坏之分,比如上面提到的四种解释,按我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后两种比前两种好。那么好与坏的标准在哪里呢?解释时难免用到假设,假设越少,而所能解释的现象越多,这套说法就越好——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爱因斯坦说的,这位仁兄自称自赞,倒也很能言之成理。张无常说,要用简单的理论解释世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过爱因斯坦说得更清楚明了一些。

解释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们把事情干得更好,更不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好。解释世界不等于认识世界,其目的更不在于改造世界,这一节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一的前言中提到有三种问题:好不好,或者该做什么,这是第一类问题;怎么做,这是第二类问题;为什么,这是第三类问题。《经济解释》只涉及后一类问题,不涉及前两类问题,这是全书的关窍所在,读者不首先搞清这个关窍,这本书不如不读。

但在我看来,张五常仍然不够彻底。“为什么”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区分一下。思考“为什么”的问题,可以分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世界的态度,一种是解释世界的态度。认识世界得到的是真理,解释世界得到的是一种说法。在真理面前,人们不能反对,反对就是犯错;在说法面前,人人都可以表示怀疑。真理用于实践,一定有助于将事情干得更好;说法用于实践,使事情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提出说法的人本身不敢肯定。

张五常承认,他也干过讨论“怎么办”的事情,比如给中国经济改革提建议。对此,张五常自己的解释是人之常情,不必耿耿于怀。而我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他到底没能彻底分清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之间的区别。按他某位门生的说法,张五常的哲学基础,来自卡尔纳普和波普尔,此言当有根据。张五常自陈曾上过卡尔纳普的课,并因此深受影响;而终《经济解释》一书,始终强调“可错性”概念,这又显然是波普尔一派的口径了。但不是张五常是否审视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两人,在哲学上乃是不折不扣的死对头。这阴阳两派的内力,在张五常身上似乎还未能水乳交融,一些迷惑只怕难免。这一节后文还将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如果在讨论“为什么”问题上使用的是认识世界的态度,则得出的结论很容易被跟随者作为不可能错的真理来信奉,也很容易被实干家用为指导行动的不二法门。我前文说过,张五常的崇拜者中有一批凡是派,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没有吃透这个道理。而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中,李靖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东西纯粹出于乐趣,但到了他的老板唐太宗手里,就一一变成杀人的工具,这是另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所以要做一个纯粹的解释家是不容易的。在经济学界,就我所知只有奥地利学派做得好一点。但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因为纯粹的解释家不仅自己吹不成牛皮,也妨碍他人吹牛皮。但经济学家也要混饭吃,如果不给政府、商人做高参,就得到学校里去教书。可惜的是,奥地利学派“自废武功”,无论对于政府、商人还是社会活动家而言,不唯没有利用价值,而且时不时戳穿其谎言,属于避之犹恐不及的灾星一类。而世间学校,若非被人供养,便是盈利之用,不说几句大话,如何混得下去。奥地利学派之处处遭人排挤,也就是应有之义了。

东拉西扯了这么多,现在来总结一下。

经济学按照其对待真实世界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经济现象是可以驾驭的,而经济学讲的就是驾驶的方法。另一类或者不承认经济现象是可以驾驭的,或者对这东西是否可以驾驭不感兴趣,而经济学只是对经济现象的一个解释。大陆的学生们在政治课上学到的经济学,以及最流行的国外课本上讲的经济学属于前者;奥地利学派和《经济解释》属于后者。

但张五常并非一个彻底的解释家。他没有强调一点,那就是凡对现象的解释,都只是说法,而非真理。任何一条与现象有关的真理,都具备一种邪恶的能力,可以成为驾驭世界的工具。不把这个是非根子割掉,想只谈“为什么”而不谈“怎么办”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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