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June 13th, 2004, 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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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经济学回顾－决策理论
金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贝克尔 宾莫尔曾经用希腊神话赫尔克里士（Hercules）的威力来比喻清理博弈论基础这一工作。（Binmore，1990）他认为博弈论并没有把基础概念发展到能够告诉人们博弈论令人满意的公理基础斯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忽略了基础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有意义但是却是错误的。然而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虽然清理基础的工作同样艰难，但是我们却犯了另一个错误：在马群回圈之前就把马厩的门闩上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几乎全放在结果理性上。西蒙在为《社会科学词典》中写到：广义而言，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它（1）适合实现指定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Simon，1989）同时解释：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决策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示决策过程的属性。相反，心理学家则对过程理性感兴趣。
结果理性的方法的基石是贝叶斯决策理论。贝叶斯分析与决策理论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情。统计决策论运用统计知识来认识和处理决策问题中的某些不确定性，从而做出决策。经典统计学是直接利用样本信息做出推断，这些经典推断大都不考虑所作的推断将被应用的领域。而决策论试图将样本信息与问题的其他相关的性质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可以做出好的决策。除了样本信息外，还有两类相关信息特别重要：一是决策带来的可能后果的认识，这种认识被量化为定出每个可能的决策和和各种不确定性结果的效用；另一种非样本信息被称为先验信息，它是关于不确定性的信息，但是并非来自统计调查，而是类似情况的过去经验。
效用和概率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公理化，以及贝叶斯统计学的复兴，为实验上检验统计决策论，检验决策情形中的人类行为是否谋求最大的主观效用，打通了一条道路。理性决策者应该按使自己的期望支付最大化的方式去做决策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伯努力（Bernoulli，1738）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一个机会的数学价值与人们通常给它的较低价值不一致。但是这个思想的近代证明归功于冯诺曼和摩根斯坦（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4）。他们证明，对任一理性决策者，一定存在某种方式对他所关心的各种可能结果赋予效用数值，使其总是选择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在早期研究所采用的极其简单的决策环境下，人的行为似乎符合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但是，即使是在决策环境中引进少量的复杂因素，实际行为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预见之间，就立即明显的出现了种种背离。卡纳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3）根据其实验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决策者不重视先前的知识，差不多完全根据新的事实做出决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新的证据对成见没有多少影响。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似乎没有对真实行为做出好的预见，甚至没有做出好的近似的预见。当然对这个结论我们是谨慎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说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的，按照开普勒时代观测的准确性，这个模型与数据吻合得很好。但是对今天的数据，按统计的显著性检验，轨道是椭圆的原假设将被拒绝。那是由于行星见交互作用引起的摄动所造成的。当然，椭圆轨道模型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摄动引起的误差是次要的。
连鹏（2000）引用莎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有一段代表性的话：“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的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因此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但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行为假设的实验不感兴趣，导致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的芝加哥大论战。（Hogarth and Reder，1986）这个很大程度上与早期实验的不规范，导致结果的反常有关。然而在西格尔（Sidney Siegel）、史密斯（Vernon L Smith）和普洛特（Charles Plott）等的努力下实验的有效性和可信性问题得到解决，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用实验的方法检验理论，发现规律得到认可。
对合理行为理论进行分类的一个更重要的判据，在于它们对“给定条件”－既定的目标和既定的状况－所作的假定。一类理论把所有条件和约束归于理性的活动者体外的环境；另一类理论则认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活动本身的局限性，就是非常重要的约束（Simon，1989）。对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的批评以几个著名的悖论为代表。阿莱悖论和埃尔斯伯格悖论（The Allais and Ellsberg paradox）说明了真实的个体行为表现为系统的违反期望效用理论和主观概率理论共同建筑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当然对此意见存在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异常表明需要新的模型来描述人的行为；另一些则认为这悖论类似“视觉错误”。（Varian，1992）
阿莱悖论
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100％的机会得到100万
博彩B：10％的机会得到500万，89％的机会得到100万，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进一步阅读前，从中选择并记录下，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11％的机会得到100万，89％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博彩D：10％的机会得到500万，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埃尔斯伯格悖论
一个缸中有300个球，其中100个0球为红色，其余200个或者为蓝色为绿色。你若从中选一个球：
博彩A：若球为红色，你得到1000美元
博彩B：若球为蓝色，你得到1000美元
记下你愿意的博彩。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若球不为红色，你得到1000美元
博彩D：若球不为蓝色，你得到1000美元
基准点
魏建（2001）引用卡纳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文章中对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实验。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人的决策不仅与不同行动的期望效用有关，更与行为对基准点的偏离方向有关。当行动结果是受益时，行为人时风险规避者；而当行动结果是损失时，行为人是风险偏好者。例如在实验中，当要求行为人在获得240美元和以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84％的人选择了前者，尽管后者的预期效用比前者还多出10美元。而当行为人被要求在损失750美元和以7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之间选择时，87％的人选择了后者，尽管两者的期望效用时相等的。虽然行为人在不同的基准点方向上表现了不同的风险态度，但是这都是行为人损失避免心理的反映。
卡纳曼与特沃斯基(Kahnman and Tversky，1979）在文章中对促使人们无法做出符合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因素归纳出三个效果：
1、确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
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24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博彩D：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问卷显示有83％的人选择了博彩C。
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在第一个博彩中0.33v(2500)+0.66v(2400)0.34v(2400)，但是在第二个博彩中却有0.33v(2500)>0.34v(2400)，两者在逻辑上矛盾。
2、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
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
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80％的机会损失4000元
博彩D：100％的机会损失3000元
问卷显示有83％的人选择了博彩C。
问卷的结果显示92％的受访者选择博彩C。
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人的决策不仅与不同行动的期望效用有关，更与行为对基准点的偏离
方向有关。当行动结果是受益时，行为人时风险规避者；而当行动结果是损失时，行为人是
风险偏好者，这个称为反射效果。虽然行为人在不同的基准点方向上表现了不同的风险态
度，但是这都是行为人损失避免心理的反映。
3、分离效果（isolation effect）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博彩：
在博彩第一阶段
个人有75％的概率出局得不到任何回报，只有25％人进入下个阶段
第二阶段，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
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78％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即25%*80%v(4000)<25%*100%v(3000)。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20％的机会得到4000元
博彩D：25％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显示大部分人选择了博彩C。
由此可知道，在两阶段博弈当中个人有短视（myopia）现象，只考虑第二阶段而忽视了第一阶段。如果根据<span style='color:red'>期望效用理论</span>，这两个博彩的回报是相同的。但是由于问题的叙述方式不同，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就是<span style='color:red'>框架效应</span>的结果。
为解释这些现象，卡纳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展望理论（<span style='color:red'>prospect theory</span>），用来作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下做决策的模型，来解释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与实验结果的分歧。他运用两种函数来解释人的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span style='color:red'>Value Function</span>），用来代替效用函数（图片一）：1、价值函数定义在相对于参考点的利得和损失上，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2、价值函数为S形，在面对利得时是凹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3、价值函数的损失部分的斜率比利得部分的斜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利得和损失下，边际损失比边际利得敏感，称为禀赋效应（<span style='color:red'>endowment effect</span>）。另一种是决策权函数（Di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用来代替期望效用函数中的概率（图片二）：1、决策权函数不是概率，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能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2、在事件概率小的时候，决策权函数大于概率，表示个人对概率小的事件的重视，但是当概率大是，决策权相对小，说明人们忽视例行发生的事件。展望理论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实验经济学回顾－决策理论
金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贝克尔 宾莫尔曾经用希腊神话赫尔克里士（Hercules）的威力来比喻清理博弈论基础这一工作。（Binmore，1990）他认为博弈论并没有把基础概念发展到能够告诉人们博弈论令人满意的公理基础斯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忽略了基础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有意义但是却是错误的。然而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虽然清理基础的工作同样艰难，但是我们却犯了另一个错误：在马群回圈之前就把马厩的门闩上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几乎全放在结果理性上。西蒙在为《社会科学词典》中写到：广义而言，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它（1）适合实现指定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Simon，1989）同时解释：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决策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示决策过程的属性。相反，心理学家则对过程理性感兴趣。
结果理性的方法的基石是贝叶斯决策理论。贝叶斯分析与决策理论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情。统计决策论运用统计知识来认识和处理决策问题中的某些不确定性，从而做出决策。经典统计学是直接利用样本信息做出推断，这些经典推断大都不考虑所作的推断将被应用的领域。而决策论试图将样本信息与问题的其他相关的性质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可以做出好的决策。除了样本信息外，还有两类相关信息特别重要：一是决策带来的可能后果的认识，这种认识被量化为定出每个可能的决策和和各种不确定性结果的效用；另一种非样本信息被称为先验信息，它是关于不确定性的信息，但是并非来自统计调查，而是类似情况的过去经验。
效用和概率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公理化，以及贝叶斯统计学的复兴，为实验上检验统计决策论，检验决策情形中的人类行为是否谋求最大的主观效用，打通了一条道路。理性决策者应该按使自己的期望支付最大化的方式去做决策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伯努力（Bernoulli，1738）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一个机会的数学价值与人们通常给它的较低价值不一致。但是这个思想的近代证明归功于冯诺曼和摩根斯坦（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4）。他们证明，对任一理性决策者，一定存在某种方式对他所关心的各种可能结果赋予效用数值，使其总是选择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在早期研究所采用的极其简单的决策环境下，人的行为似乎符合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但是，即使是在决策环境中引进少量的复杂因素，实际行为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预见之间，就立即明显的出现了种种背离。卡纳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3）根据其实验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决策者不重视先前的知识，差不多完全根据新的事实做出决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新的证据对成见没有多少影响。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似乎没有对真实行为做出好的预见，甚至没有做出好的近似的预见。当然对这个结论我们是谨慎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说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的，按照开普勒时代观测的准确性，这个模型与数据吻合得很好。但是对今天的数据，按统计的显著性检验，轨道是椭圆的原假设将被拒绝。那是由于行星见交互作用引起的摄动所造成的。当然，椭圆轨道模型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摄动引起的误差是次要的。
连鹏（2000）引用莎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有一段代表性的话：“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的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因此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但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行为假设的实验不感兴趣，导致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的芝加哥大论战。（Hogarth and Reder，1986）这个很大程度上与早期实验的不规范，导致结果的反常有关。然而在西格尔（Sidney Siegel）、史密斯（Vernon L Smith）和普洛特（Charles Plott）等的努力下实验的有效性和可信性问题得到解决，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用实验的方法检验理论，发现规律得到认可。
对合理行为理论进行分类的一个更重要的判据，在于它们对“给定条件”－既定的目标和既定的状况－所作的假定。一类理论把所有条件和约束归于理性的活动者体外的环境；另一类理论则认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活动本身的局限性，就是非常重要的约束（Simon，1989）。对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的批评以几个著名的悖论为代表。阿莱悖论和埃尔斯伯格悖论（The Allais and Ellsberg paradox）说明了真实的个体行为表现为系统的违反期望效用理论和主观概率理论共同建筑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当然对此意见存在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异常表明需要新的模型来描述人的行为；另一些则认为这悖论类似“视觉错误”。（Varian，1992）
阿莱悖论
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100％的机会得到100万
博彩B：10％的机会得到500万，89％的机会得到100万，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进一步阅读前，从中选择并记录下，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11％的机会得到100万，89％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博彩D：10％的机会得到500万，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埃尔斯伯格悖论
一个缸中有300个球，其中100个0球为红色，其余200个或者为蓝色为绿色。你若从中选一个球：
博彩A：若球为红色，你得到1000美元
博彩B：若球为蓝色，你得到1000美元
记下你愿意的博彩。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若球不为红色，你得到1000美元
博彩D：若球不为蓝色，你得到1000美元
基准点
魏建（2001）引用卡纳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文章中对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实验。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人的决策不仅与不同行动的期望效用有关，更与行为对基准点的偏离方向有关。当行动结果是受益时，行为人时风险规避者；而当行动结果是损失时，行为人是风险偏好者。例如在实验中，当要求行为人在获得240美元和以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84％的人选择了前者，尽管后者的预期效用比前者还多出10美元。而当行为人被要求在损失750美元和以7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之间选择时，87％的人选择了后者，尽管两者的期望效用时相等的。虽然行为人在不同的基准点方向上表现了不同的风险态度，但是这都是行为人损失避免心理的反映。
卡纳曼与特沃斯基(Kahnman and Tversky，1979）在文章中对促使人们无法做出符合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因素归纳出三个效果：
1、确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
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24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博彩D：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问卷显示有83％的人选择了博彩C。
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在第一个博彩中0.33v(2500)+0.66v(2400)0.34v(2400)，但是在第二个博彩中却有0.33v(2500)>0.34v(2400)，两者在逻辑上矛盾。
2、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
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
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80％的机会损失4000元
博彩D：100％的机会损失3000元
问卷显示有83％的人选择了博彩C。
问卷的结果显示92％的受访者选择博彩C。
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人的决策不仅与不同行动的期望效用有关，更与行为对基准点的偏离
方向有关。当行动结果是受益时，行为人时风险规避者；而当行动结果是损失时，行为人是
风险偏好者，这个称为反射效果。虽然行为人在不同的基准点方向上表现了不同的风险态
度，但是这都是行为人损失避免心理的反映。
3、分离效果（isolation effect）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博彩：
在博彩第一阶段
个人有75％的概率出局得不到任何回报，只有25％人进入下个阶段
第二阶段，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
博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
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78％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即25%*80%v(4000)<25%*100%v(3000)。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
博彩C：20％的机会得到4000元
博彩D：25％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显示大部分人选择了博彩C。
由此可知道，在两阶段博弈当中个人有短视（myopia）现象，只考虑第二阶段而忽视了第一阶段。如果根据<span style='color:red'>期望效用理论</span>，这两个博彩的回报是相同的。但是由于问题的叙述方式不同，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就是<span style='color:red'>框架效应</span>的结果。
为解释这些现象，卡纳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展望理论（<span style='color:red'>prospect theory</span>），用来作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下做决策的模型，来解释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与实验结果的分歧。他运用两种函数来解释人的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span style='color:red'>Value Function</span>），用来代替效用函数（图片一）：1、价值函数定义在相对于参考点的利得和损失上，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2、价值函数为S形，在面对利得时是凹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3、价值函数的损失部分的斜率比利得部分的斜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利得和损失下，边际损失比边际利得敏感，称为禀赋效应（<span style='color:red'>endowment effect</span>）。另一种是决策权函数（Di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用来代替期望效用函数中的概率（图片二）：1、决策权函数不是概率，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能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2、在事件概率小的时候，决策权函数大于概率，表示个人对概率小的事件的重视，但是当概率大是，决策权相对小，说明人们忽视例行发生的事件。展望理论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