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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在胡适《四十自述》中对胡适提出的“不计利害地做学问”的说法表示了异议。他说，象适之先生那样的天才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的，但对芸芸众生这么讲，就会误人前途了。他说，他自己在给学生上专业课之外，一定要求那些学生去拿一张会计的文凭。他说，不是他对中国文化不够热爱、没有信心，而是要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对这些学生而言，毕业后，在美国能进到大学里当教授或去研究所当研究员，可以继续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要到社会上进公司工作的，有张会计的文凭，他们至少会有碗饭吃。

到目前为止，在我所读过的文章中，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声称自己是唐德刚的学生，是因为唐老师的指引才投身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同样，我也没听到过夏志清的学生、周策纵的学生。换句话说，至少这三位海外学人在美国几十年来教过来的学生当中，在做中国学问的人是少而又少，而在这少而又少的人当中，能达到他们老师的水平和名气的是几乎没有。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学生其实是改行了——他们肯定是没能用上做中国学问的那张文凭。

我现在在一家翻译公司工作，我们部门的经理是个台湾人，台大的毕业生。他持有两张文凭：一个是中文专业的，一个是国际贸易的。但他毕业后却一直做的是英语笔译。也就是说，他的主文凭没有用上，连给这张文凭加保险的那张文凭也没能派上用场——这就是现实。

反观我们英语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就不是那么清醒和理智了。的确，我们的（其实这个所有格是值得讨论的）英语专业培养出了几位大师。钱钟书、查良铮、王佐良和许渊冲等人往简单了说，都是清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学的都是英美文学。但这几位大师占历年来所有英语专业毕业生人数的几分之几呢？是大概率事件，还是小概率事件呢？

我认为某些人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前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象那些卖彩票的商人一样，只把灯光打在了 500 万的头奖上。看着一批批“无辜青年”整天在讲文学，我只是心疼。他们是被一种幻象骗来的。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稀里糊涂地牺牲在了文学的阵地前——没有人诚实地告诉他们，他们为之如此付出青春的东西在现实中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将来求职时他们将面对的测试材料的摸样。

也许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老师有唐德刚那样的认识，不能要求我们的大学有台大那样的机制，但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保持清醒，明白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最现实的、最有可能的工作是到公司里当职员，去从事与文学和语言学都不太沾边的英语工作。

在某网站看到此文，颇有感触。教了几届学生，但从来就不觉得自己应该把学生仅仅教成个“学生”，虽然这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们不喜欢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总会引此人彼人来为学生作例子——你们应该如何学习，应该如何如之何，但计划经济的痕迹，加上我们自己在当今社会较稳定的职业却使得我们在课堂地让学生与社会脱了节。现在的社会，生存不再由国家负责，而是自已管自己，这时，什么才是第一位的呢？
由此，教师的作用在于把方式方法教给学生，而非具体的知识。能实际运用的知识是无法教授给别人的。
——aRNoLD写于第二十个教师节当夜。

以下是另外网友的实际体会，我不知道以后在这行该如何教了，学术还是生存？是个问题。

算起来我也算是幸运的，刚毕业到深圳就找了份翻译的工作，算起来没翻译公司忙，接触的东西也很有限，最主要是全公司除老板外就我一人懂英语，所有翻译资料都无人把关审核，对与错也只是在我手中

除此之外，其他工作相对较少，平时也算很清闲。但最后我还是辞职了，考虑再三也确实是因为其将来发展。

来现在这家公司才一个半月，但已于昨日提出辞职，昨日上司也说希望我能长期做下去，且工资也可再商议。但这职位并不适合我，整日就是一些文秘工作，翻译更是少之又少。别说与老外接触，连说英语的机会都没有，且学不到任何东西。下班后继续进修或许也是一条路，但那与在工作中所接触的实质性的东西又是不同的。

昨日去一家公司面试，相比条件而言，差的太远，工资才是这里的一半多一点，且每日得坐一个小时的车（我现在只需走路上班）。但那家公司刚开办，可接触包括报关，信用证，质量体系等一系列的东西，英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那里发展的空间大一点。

这两日，处于矛盾中，呵呵。有些跑题了

确实，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是与自己的专业相矛盾的。英语专业的学生找工作确实比较麻烦，特别是刚毕业的。一般的翻译公司都要求有充足的翻译经验且熟悉某一行业。而很多外贸或人事或行政方面，都需要了解一些必要流程。这些都是英语专业学生在学校学不到的